王国钧拳行天下

王国钧，中国拳坛名将，1956年全国拳击比赛冠军，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拳击被停止活动的日子里，王国钧始终没有放弃希望，用自己珍藏的一付拳击手套和手靶重振了中国拳击。其后，他作为中国拳击队教练，指导弟子白崇光夺得了中国拳击第一枚亚运会金牌。现在，为了拳击的普及和提高，他又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拳击俱乐部，在困难和逆境中闯荡。

说起来有些惭愧，我们一行人开车绕了大半个北京城，在车上和王国钧通了3次电话，才在丰台体育场看台下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找到王国钧和他的拳击俱乐部。训练房内，虽然没有我们事前想象的拳台，但几十位学员却练得热火朝天。在一间堆满健身器械的房中，王国钧谈起了他追求了一生的拳击。

俗说话，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王国钧的父母做梦也没有想到家中唯一的孩子竟然迷恋上了“打人专打脸”的拳击。

我小时候就好动，看见隔壁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孩子们戴着大大的拳击手套打来打去，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但他们嫌我小。没人愿意和我打。我心想，我为什么打不了。但真到了戴上拳击手套，还就是打不过人家，总是挨打。

挨打自然心里不服，更激励自己加倍去练，要练到我能打倒人家，人家打不倒我才行。可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父母都反对我打拳。我就等到夜深人静时，一人在胡同里偷偷地练。

翻开王国钧的相册，发现年轻的王国钧竟然酷似李小龙，英俊的脸上一对冷冷的目光足以令对手胆寒。

在1956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比赛，因为我还未满18岁，便虚报了年纪。记得是在北京体育馆，我一路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位朝鲜族选手，很勇猛，但最后的胜利依旧是我。这次胜利对我的影响很大。如果放在现在，一个全国冠军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许多东西，但我那时的人简单、朴素，仅仅觉得胜利证明自己在拳击这条路上还行，还能再努力，也应该再努力把技术更加完善。

这次胜利也使父母对我从事拳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本来老人家不同意我练拳击是怕我受伤。但后来我拿了冠军，报纸上也有报道，父母一看我人，还是挺完整的，心里也高兴，我的拳击路也就这样走上了光明大道。

拳击对拳王阿里来说，是力量和永不屈服，对泰森来说，是暴力和金钱，对精明的商人，拳击则是霍利菲尔德那块被泰森咬掉的耳朵，但对王国钧来说，拳击是他人生的全部，是一种体验，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在比赛中也失败过，回想起来，主要是因为有一种取巧的心理。总想少挨打，能胜对手就行。作为一个拳手，在机会面前不应该吝惜，该打的就要打，一取巧，本来有的机会失去了。其实，不论是在比赛，还是训练，乃至做任何事，这种取巧的侥幸心理都要不得，无论做什么，都要扎扎实实，在关键时刻，更是要拿出百倍的精力去面对。

人生如戏，戏里有波澜起伏，有柳暗花明。人不是演员，因为手中永远没有写好的剧本，所以人生永远比戏要精彩。

当1958年，拳击这项运动在中国被无限期地搁置时，王国钧没有失去信心，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拳击成为毒草时，王国钧也没有绝望，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拳击这项运动在世界上存在，就必然有它的价值，中国的拳击就一定能恢复。

那时，我正年轻，竞技状态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取消了拳击，我的生活就像从此失去了颜色。但我始终没有放弃，从1958年开始，我一直在等待中度过，我偷偷地练，还有学生和我偷偷地学。

在王国钧珍藏的照片中，我们发现了几张模糊了的相片，王国钧告诉我们，那是他文革中埋在平房院中地下的，一起埋下的还有一副拳击手套和一个拳靶。当80年代中期拳击恢复的时候，体育用品厂已经没有拳击手套的样子了，于是，王国钧将手套和手靶刨出来，中国的拳击从此开始了新的生命。

如果在北京的比赛上，我们的队员被人家打倒，数8还起不来，那首先挨板子的就该是我们这些教练。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只恢复了4年的中国拳击面临挑战，这时，已经穿上武警军装的王国钧作为中国拳击队的教练投入到紧张的备战中。

比赛是在北京体育学院的比赛馆进行的，我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知道一场一场地指导队员怎么去打。在81公斤级的比赛中，我的弟子白崇光终于拿到了金牌，全场沸腾了，当裁判举起白崇光的手宣布胜利时，我情不自禁地举手欢呼，自从我做教练以来，我似乎第一次忘记了自己，融入到大家的欢呼声中。

当白崇光挥舞五星红旗绕场庆祝胜利时，我悄悄地退到一旁，这时，中央广播电台的向东见到我，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想说什么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他明白，但听着全场的欢呼声，我们俩什么都没说，他的眼泪掉下来了，我的眼泪也掉下来。然后，他拍拍我的肩，我拍了拍他的肩。

梦往往是没有结尾的，像王国钧对拳击事业的追求，1997年，60多岁的王国钧成立了王国钧拳击俱乐部，为拳击在中国的普及建立了一个根据地。资金、生源等等问题接踵而来，但王国钧没有怨言。

尽管压力很大，但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是自觉清醒地在这条路上走着，我相信，慢慢都会好的。